近年来，随着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探索实践，非遗发展逐渐转向创新融合，新信息技术的高速更迭推动非遗的保护和发展逐步进入数字化时代。借力数字化手段，当下非遗的保护和创新工作在生产、传播、经济层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数字化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挑战。因此，亟须通过加大针对非遗数字化的专业性规划和政策指导、加速拓展权威平台对接社会资源、培养青年综合型人才承担发展重任等方式，合理高效利用数字化等科学技术手段，赋能非遗创新性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有坚实的政策保障。政策法规为非遗通过数字化等科学技术手段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宏观的战略方向与法律保障。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鼓励各缔约国通过科学技术方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缔约国根据教科文组织的倡议，开始注重将数字化等技术手段运用到非遗保护工作中。例如，在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的援助下，苏丹于2009年启动了民间传说和传统音乐档案的数字保存项目。到2013年，已初步建立了数字数据库，并制定了数字化档案管理和行动计划。其中，喀土穆大学民俗和传统音乐档案馆收藏的自1963年以来收集的3000多份苏丹传统音乐的录音和照片，已全部借助数字化手段被保存到该数据库中。这些珍贵资料包含了苏丹不同社区对民间传说和口头传统进行研究的成果。

　　我国在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之初，就大力推动运用数字技术加强对非遗的确认、立档、保存、宣传等。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出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提出“鼓励地方通过大众传媒等手段普及非遗知识，促进社会共享”。这表明，在弘扬非遗方面也需要数字技术的参与，扩大非遗的传播效果。

　　中国艺术研究院较早成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非遗数字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的保护。2006年，建设研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管理系统”。此外，为探索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模式，还设计研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管理系统”。根据“十二五”规划，原文化部于2010年10月启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旨在通过先进成熟的数字信息技术，使我国大量珍贵、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真实、系统、全面的记录，更加有效地保护、传承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我国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针对不同类别的非遗保护，国家也作出了相应指引。如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转发文化部等部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通知中指出，“探索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工艺装备的有机融合，提高材料处理水平，切实加强成果转化”，并“鼓励商业网站与相关专业网站设立网络销售平台，帮助推介传统工艺产品”。

　　人们日益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各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进行总体安排和部署，从宏观层面持续强化对文化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在良好的政策推动下，在不断实践探索中，非遗对于数字化的借力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由最初助力保存、记录、展示的辅助性工具，逐渐进化为助力创新和发展的支撑手段与科学动力。随着整个社会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围绕“文化数字化”的整体战略部署和各地助力“文化数字化”的细化配套政策将使非遗数字化创新发展步入快车道。

　　数字化科技手段的出现，使非遗保护工作在记录、展示、生产、销售等方面取得了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非遗项目和其蕴含的精神价值可以在数字化手段的加持下被更加广泛地传播，促进人们对其全面的认知、了解。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开展的“南京传统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虚拟展示”项目，以“ZHI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虚拟展示平台为基础，对南京传统手工艺非遗项目进行数字转化及虚拟展示，对绒花、金箔、云锦等三项非遗工艺进行深度文化梳理。目前，仅收集的高清大图就多达1758张，口述史涵盖了录音461分钟、视频691条，以期通过视觉化、审美化和数字化的方式建立对非遗传统工艺的当代解读，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南京与非遗传统手工艺相关的文化及知识。

　　其次，数字化等科技手段带动了“非遗+”，传承人和实践者通过不断地实践与创意，加速非遗产品与现代社会审美的融合。例如，依文集团立足苗族刺绣传承人和国际设计师资源，搭建了“绣娘数据库”和“全球设计师空间”。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拥有1600多位设计师、8000多个民族传统纹样的数据库，来自全球的设计师可以通过这个庞大的数据库，超越时空限制与绣娘一起合作。其中，77岁的苗族刺绣传承人潘玉珍和她的绣品已经成为国际时尚舞台的常客，为刺绣与全球时尚产业的结合带来了机遇。

　　最后，数字时代推动了消费升级，从而也为非遗助力包容性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互联网的普及和云计算、5G、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产业数字化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使非遗发展的科技支撑发生重要改变。在数字化进程中，市场消费需求和供给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和重构。新消费环境追求效率，线上消费成为新的消费方式和习惯。根据相关报告，近年来人们对传统节庆活动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各类相关的非遗项目、非遗元素、非遗产品成为节庆活动消费的核心。

　　数字化技术正在成为全方位展示非遗的新方法，非遗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审美价值也正在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高质量的传播效果。

　　尽管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非遗的记录、保存、展示、生产带来诸多便利与机遇，但数字化技术与非遗创新性发展的融合仍处在初期探索阶段。我们应该以时代的发展为背景，理性地构建非遗的数字化，正确认识数字化为非遗创新性发展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第一，加大针对非遗数字化的专业性规划和政策指导。从已发布的政策法规来看，多数政策法规集中于非遗保护工作以及鼓励利用科技来赋能文化产业，实践中针对性更加精准的制度、办法和施行标准还有待加强。在实现非遗创新性发展的进程中，对于数字化资源的要求也在逐渐升级，由最初的采集、保存、展示逐渐转化为整合、分析与共享。因此，应尽早出台非遗专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规划，构建协调统一的非遗数字化转型方法体系和非遗数据建设与治理标准，才能加速扩大非遗数字化资源的传播与共享，进而设定非遗数字化资源采集、展示、使用的新标准。

　　第二，拓展权威平台对接社会资源。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遗关注度的提升和非遗文化产品消费热潮的来临，针对非遗资源投入不足的压力稍有缓解。但是，相较于非遗在当代中国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和历史使命，针对非遗的资源投入仍显不足。特别是我国非遗发展仍然缺乏社会商业资本的关注与金融支持，还主要是靠政府拨款和补贴以及传承人自有资金推动运转。因此，在全社会加快数字化转型、文化消费形势变化的情况下，应根据非遗创新发展和资源布局现状，搭建全国性、地区性非遗资源聚集平台，加强科技与非遗资源平台、交易平台的融合，推广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非遗创新发展和成果转化中的应用，为非遗链接社会资源打开新通道。

　　第三，培养青年综合型人才以承担发展重任。《中国非遗保护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年）》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前三批大多是老一辈大师，后继人才培养是非遗自身发展的重中之重。另外，目前非遗从业者特别是传承人普遍缺乏数字科技知识和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遗利用数字化创新发展的进程。因此，需要提高对非遗人才培养的重视度，增加非遗人才培养资源投入，通过高等教育、专项培训、跨领域培养扩大非遗教育培训的受众范围，增加非遗人才数量，让更多热情高、视野广、思维阔、技术强的综合型青年人才加入到非遗行业中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