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极地考察事业流过汗也流过泪。指挥航行、装卸货物常常忙得他汗流浃背；五星红旗在极地上空冉冉升起时，也会使这个堂堂的东北汉子流下热泪。

　　你要是问他在南北极航行中遇到暴风雪时害不害怕，他会说，“害怕是肯定的，但心中有祖国就不会慌乱手脚”。

　　有人把他考察南北极的人生经历称作为“如同金子般熠熠闪光的极地人生”，他却认为“自己只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而已”。

　　南极是地球上最遥远与孤独、冰冷与干燥的大陆，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国界的大陆。南极大陆的海拔是世界各大陆之首，达到2350米。每年8级以上大风日就有300天，最大风的速度超越100米/秒。

　　尽管南极条件恶劣，但各国的探险家们始终把这里看作冒险的乐土，甚至不惜葬身于此。从1772年英国人库克首次进入南极圈后的近300年间，关于那里的主权争议就从来就没停止过。

　　1961年6月，《国际南极条约》通过，暂时冻结了争议各国对南极的领土主权要求。不过到2009年，这个条约就到期了。

　　“最近部分国家老调重提，重申他们过去的主张。有的国家提出大陆自然延伸到南极的说法，有的国家提出在南极陆架区开采石油。”魏文良说。

　　“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科学资源，南极这个1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陆都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魏文良说。

　　我国从1984年第一次踏上南极的土地至今，已经对南极进行了25次科学考察，并在1985年和1989年先后建立了长城站和中山站两座科学考察站。

　　从科学考察和极地活动话语权的角度看，魏文良认为，南极地区有4个必争之点：极点、磁点、冰点和最高点。前3个点已分别由美国、法国和俄罗斯占据，中国占据了第4个点最高点。

　　正在筹建的昆仑站建设在南极大陆的内陆地区最高点DOME-A地区，该地区覆盖着4000多米厚的冰层，最高海拔4083米，尚未有其他几个国家的科考队进驻，这里拥有地球上其他任何科学观测站无法替代的独特自然条件。进入南极的内陆地区，“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已走入南极考察强国之列”。

　　我国南极考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南极的沿岸到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从当时我们跟随外国考察队去南极考察，到我们自己有船组队，到今天我们具备海陆空支撑能力。

　　魏文良回想起过去25年来深有感触：“我国虽然是极地考察事业的迟来者，但是其考察的速度和规模相当于发达国家早期南极考察50年所取得的成果。”

　　“南极地区蕴藏着神秘的地球信息，丰富的资源矿藏。对于每个国家都具备极其重大的科学和政治经济意义。”魏文良举例说，查尔王子山就是一座铁山，其含铁的品位是35%～45%；整个南极的陆架区都有油气资源；南极的煤、铁、铜资源都是很丰富的；海洋资源更是异常丰富。

　　如果在南极最高点打一个冰芯的话，可以追溯到百万年前的古气候；如果在南大洋一年捕捉8000吨海产品的话，不可能影响那里的生态平衡。紫金山天文台在南极最高点放置一个望远镜，就等于在太空放置一个望远镜。

　　魏文良把南极的考察看成是气象气候学、地质学、生物学、环境学、冰雪学等学科深入研究的宝地。

　　“在极地考察的政治、科学、外交等方面，要时刻不忘维护国家的权益。”魏文良这样要求自己和身边的队员。

　　“你们有机会去南极的话，会发现在这个区域里，虽然各国都有本民族的特色，但是他们都是很友好的。哪怕两个国家正在交兵，在那里两国的科学家们依然可以碰杯畅饮。”魏文良认为南极地区更具备人类的凝聚力。

　　魏文良每次离开南极，不管是到智利还是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他都感觉回到了人间一样，看到了谁都亲切。

　　每个国家都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极地也不例外。在魏文良的眼里，极地文化是人类共有的财产，它的国际性比较明显。

　　中国的到来，也为南极文化增添了色彩。魏文良向记者解释3个科考站名字的特殊含义：在西南极建设的“长城”站，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是我国民族的“脊梁”；在东南极建设的“中山”站，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来命名，中山的思想得到了海内外华侨华人的认可，有利于凝聚民族的力量；在最高点建设的“昆仑”站，展示着民族的历史底蕴，昆仑山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养育了一代代中华儿女。

　　去南极到过中山站的人，都会对那一道美丽的南极风景“油罐上的5个京剧脸谱”记忆犹新。“现在我们还把范曾先生的一些书法和绘画也放在了南极，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延伸到地球的最南端，让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在南极得到充分验证。”魏文良说。

　　每逢中国传统节日，中国考察站都会邀请友邻站队员做客，共度佳节。魏文良坦言，虽然参与极地事业的各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在极地具体事务上立场态度也不完全一样，在许多方面存在极强的竞争性，但在和平利用南极的共同立场上，各国都采取了理智的态度。科学家和考察队员之间体现了在别的地方少见的合作精神，甚至表现出超越国界、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的人类的和平精神。可以说，南极文化为人类和平树立了范例。

　　比如说冰雪学研究，一两个国家很难完成大区域的考察，这就需要各国联合起来才能解释其中的奥秘。但是对南极的资源调查，就不可能联合起来的。因为这里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具备较高的资源价值和军事价值。

　　“我们始终欢迎各国的科学家，到南极冰盖最高点作研究、写文章。”这是上个月魏文良在参加今年瑞典北极考察会议上，向其他与会国家科学家介绍我国建设昆仑站情况的结束语。这在某一些程度上也体现着我国考察南极的立足点。

　　也许他不一定可以叫上每个队员的名字，但是凡是和他一起去过极地的人，都不会忘记他穿梭在码头、指挥台上的身影。“作为一个总指挥，假如我不在现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们会怎么想。”魏文良说。

　　有队员评价他说：“干活就像一个民工。”长城站卸货期间，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卸货的小码头上，指挥协调船站卸货、搬物资、带钢缆、指挥大型和重载设备的卸运，连续几天几乎都没有睡觉。中山站卸货期间，他不分昼夜，亲临第一线，哪里有危险，他就在哪里出现。所以即便你半夜去他的房间，也不一定可以找到他。当大船航行没有水深资料时，他就乘小艇背水拓，亲自测量水深、绘图，掌握资料和环境后，再回到大船上，并亲自驾船航行。遇到路况不熟悉时，他不顾危险，乘坐第一辆负责探路的雪地车来获取有关信息。

　　“如果你是第一次和他去极地考察的话，你会分不清他是领队、书记还是水手。”一位南极考察队的老队员对《科学时报》记者这样说。

　　2002年第19次南极科考时，已经年过半百的魏文良在卸货的6天时间里，几乎没沾过床铺，“一是工作太忙，躺下了恐怕没几分钟就得起来；二来怕一沾床铺就睡着了，别人还不好意思叫醒我，难免会影响队伍士气”。魏文良始终认为，领导的决策能力和指挥能力都需要来自于实践，而在舒服的办公室是锻炼不了人的。

　　今年，极地考察办公室新入职了4名员工，魏文良建议他们去“南极摔打”，他觉得做极地管理工作，不去现场是没有发言权的。

　　在南极的考察过程中，魏文良常把“安全”放在嘴边，他既为货物的运输担心，也为大家的安全担心。

　　他说，在南极没有最危险，只有更危险，这种严酷的环境要求我们肯定要把安全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他教导队员，不管你在原来的单位担任什么职务，都必须要服从队里面统一领导。特别是老队员，更不能有任何麻痹松懈的思想。

　　从事南极工作20多年，魏文良遇到极地危险情况时心也会颤抖。他和记者说，那时候，一旦出事，指望谁也没用，完全要靠自己。

　　“我也曾喊过各级干部进入岗位，不准许倒班的口号。”魏文良说，“保船才能保人，只要保证船上所有的设备都正常运行，我就能指挥得力。”

　　谈到献身精神，魏文良说，这个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也不是他坐在办公的地方里面讲清楚的。

　　“时代在变，硬件支撑在变，人的思想也在变，但是南极精神没改变。”魏文良用“爱国、拼搏、求实、创新”的南极精神教育每批考察队员。每批考察队员也通过个人的极地考察实践，不断为这个精神注入新的内涵。

　　让魏文良体会最深的是10次去南极的不同感受。他说，第一次去南极的时候，深切地体会到了我国无论从实际经验还是硬件支撑上与国外的差距。那时候碰到了种种困难，通常都是听天由命了。而现在我们有了破冰船、雪地车、直升飞机各种设备来“应战”面临的困难。

　　他向记者回忆了20年前建设中山考察站的情景：1989年1月14日，经过几十天的航行，东南极的陆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队员们都非常兴奋，开始准备抛锚、卸货。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极地号前方，左侧船舷突然冒出一个30多米高的冰山，冰碴儿和海水一下子漫上了船舷，冰崩发生了。

　　“开始冰崩的时候，水柱喷到空中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度，30米的浪带动冰山翻滚着直冲向极地号。由于船只长期在浮水区航行，船首钢板疲劳，逐渐形成一个宽60公分、高1.1米的洞，海水进入船舱。当时我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要弃船，我必须最后一个离开极地号。”

　　魏文良和记者说，每天听着船的钢板被冰山挤压得几乎破裂的声音，每时每刻都无法入睡。澳大利亚、苏联、美国、日本的直升飞机都在空中盘旋，都说我们这条船已经是不可能再出来了，让我们赶紧撤退，各国科考站都愿意腾出地方来接纳我们。但我们一定不可以退缩，因为我们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期望。幸好冰崩后第7天，我发现在极地号左边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冰隙，利用这个时机指挥考察船冲了出去。

　　记者问他流过多少次眼泪，他说，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很多事迹都让我流泪，有些队员掉到冰冷的冰窟里，回去换上衣服后继续工作；有些队员掉到海里，全然不顾自身的安危，还因弄丢了对讲机向我作检讨。”

　　说到这里的时候，魏文良眼睛又湿润了。“所有队员包括女队员，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大家都是无怨无悔。我还能说什么。”

　　“其实，在国内我们感觉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真正到南极这样特殊环境的时候，大家的凝聚力都是特别强，一心扑在工作上。”魏文良说。

　　“有时候，我们自己感觉很难，但是外国人看我们做起事情却非常容易。有的国家改造一个站需要好几年，而我们只需要1～2年的时间。他们都用中华民族了不得来称赞我们。”

　　“叫我老魏、魏船长、魏书记、魏领队、魏局长、魏主任、魏总的都有，你们就叫我魏文良。”魏文良对记者说。

　　拿到魏文良的名片时，这张简单至极的名片上只有他的名字、电话和传真。“那些荣誉、职务都是过眼烟云，我就是简简单单的魏文良，没有一点色彩。”

　　“我是个农民的孩子，做过农民，在煤矿学过钳工。我的成长，是在党组织不断的培养和教育、在各级领导和群众的帮助下成长的，我终身受益。能够走到今天，我很知足。所以为了极地事业，我不奋斗谁奋斗。”

　　魏文良每年1/3的时间都在外地，在天上飞行里程近10万公里。而与家人的聚少离多让他倍感内疚。“现在我每天下班就回家，应酬也会很多，往往我都不会去。”

　　他把做饭看作是一种享受，认为菜的色香味会给人一种欣悦的感觉，亲属和朋友会开玩笑地建议他退休后开餐馆。闲暇时间，魏文良会去书店买些菜谱书，他觉得“做饭比学习其他的还是容易点”。随后，他向记者讲述着炖鱼的“魏氏秘诀”，以及韭菜、小葱炒鸡蛋味道的区别。

　　目前，他正在承担一个制造破冰船的课题项目，以提高我国的造船技术水平，特别是在南大洋资源的考察和环境考察发挥作用。他说：“我虽然形象年龄老了，但心理年龄还是很年轻的，年轻人能办到的我还想办到。”

　　至于还会不会再次参加极地考察的时候，他表示，“将随时听从组织的召唤”。

　　魏文良，自1968年参加工作至今40年来，始终奋斗在海洋工作领域，曾经先后担任过我国“向阳红9”号船船长、南极考察船“极地”号船长，是我国南极领域航海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南极冰区航行的开拓者，填补了我国航海史上冰区航行的空白。

　　他曾经5次驾船出征南极，执行考察任务，又先后作为第11次南极考察队副领队，第18次、第19次、第22次、第24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兼临时党委书记，5次率领我国南极考察队胜利完成南极及南大洋考察任务。他曾经当选为中国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被评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员，多次被评为国家海洋局优秀党员领导干部、先进工作者。他还是我国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荣获第一批国务院特殊津贴。2008年7月被授予中国航海终身贡献奖。2008年，魏文良成为喀什奥运圣火传递路线棒火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