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市马头发电总厂监控中心对锅炉配煤系统实行在线实时监测控制，不仅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还促进了经济效益的增长和管理上的水准的提高。（图片来自：2007中国信息化推进大会新闻中心）

　　“在盘点第十个五年计划辉煌业绩的时候，我们得知，在上涨的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总额等量的扩张方面，都实现了大比例、超目标增长；而在结构优化、技术进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直至体制改革等改善经济质量方面，很多目标却落了空。”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在2007中国信息化推进大会上说。

　　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转变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但十多年来，发展模式转型，总体而言，效果并不理想。

　　“解决经济运行中资源环境压力大、流动性过剩、农民增收难等明显问题的关键，是结合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来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这也是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内在要求，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大卫说。

　　新世纪，中国进入新的经济增长期，而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的特点越加明显。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36.4％，上升到2006年的48.5％。过度投资导致投资效率呈下降趋势。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投资由1997年前的2亿～3亿元，上升到目前的5亿～7亿元。

　　陈清泰说：“改革开放初的20年，我们做到了能源消耗翻一番，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能源弹性系数保持在0.5左右。进入新世纪，能源弹性系数则迅速超过1.0。”

　　能源与很多经济现象存在相互依存和制约的数量关系。为研究能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分别计算能源生产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通过这一些指标反映出能源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以及发展的新趋势和规律。能源弹性系数基本计算公式为：能源弹性系数＝能源量增长率÷经济总量增长率。

　　陈清泰举例说：“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超常规增长，使其在工业中的占比迅速上升，而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却在下降；居民消费率由2000年的63.8％一路降至2005年的38.5％。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土地和大宗工业品消耗强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它们与较低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相叠加，就放大了资源环境的矛盾。”

　　国家发改委提供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GDP占世界的5.5％，但消耗的能源占世界总量的15％，钢铁占30％，水泥占54％。从资源效率看，与世界领先水平相比，我国吨钢能耗高15％、火电供电煤耗高20％、水泥综合能耗高23.6％，机动车百公里油耗高20％～2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约为30％，比领先水平低了20个百分点。

　　陈清泰说：“实践一再告诫我们，以大量资本、土地、能源、矿产资源、劳动力和环境代价维持的低效经济扩张，已经到了极限。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资源环境的约束已经十分强劲，各类社会矛盾逐渐显现。”

　　转变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是指由主要依赖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维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转向主要以提高效率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转变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的关键，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的机制，使政府从直接干预经济运行转向努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创造良好的条件推动发展、引导发展。这需要各级政府部门更全面及时地了解经济运作情况，洞察市场风云变幻，更加准确灵活地运用各类调控手段，形成有效的政策工具，而信息化恰恰可为此提供有力的支撑手段。

　　20世纪中叶，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加快了知识更新速度，降低了知识传播成本，提高了信息和知识共享水平，加快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实践证明，信息已慢慢的变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是信息化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催生了新兴科技产业和信息服务业。

　　现在，信息化和技术进步、现代服务业一起，当之无愧地成为提高经济效率的三大支柱。而信息化的渗透力与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任何其他技术，对提高经济效率具有划时代意义。尤其是，如何利用信息化对结构升级、管理创新的革命性推动作用，直接影响增长方式转型的效果。

　　陈大卫分析说：“信息化对观测经济结构调整状况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应充分的发挥信息化条件下明显地增强的信息处理能力，清晰、完整掌握经济结构调整的动态信息，科学、深入分析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关系，以推动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等传统产业改造和转型，支持高技术、高就业、高利润等新型产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欧新黔对此表示认同，她说：“信息产业、信息服务业、电子政务、电子商务是高科技和现代服务性行业，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而且具有较强的渗透性、辐射性、带动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结构优化升级，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也能改善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专家们认为，就传统技术基础上的工业化而言，我们比发达国家晚了上百年。但就现代信息通信技术而言，我们的差距远没那么大。更重要的是，通过过去30年、特别是最近10多年的发展，我们奠定了规模巨大的产业基础，建立了正迅速提升的技术能力，为信息技术实现超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

　　近年来，资源环境的压力和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日益明显。例如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稀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利率上调和人民币升值、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价上调、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成本内部化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等，都在迅速积累。

　　“这些压力汇集在一起，发出一个强烈信号：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低效增长已经走到极限。逼迫企业走信息化和自主创新道路的客观条件已形成。”陈清泰说。

　　“当信息技术与各类产业和服务业的专业方面技术及管理融合时，就改变了相关产业的技术和管理基础，成为提高效率的倍增器。”陈清泰说。

　　陈清泰认为，改变粗放的增长方式，要素价格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当生产要素价格通过市场充分地反映稀缺程度，以及政府节约世界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的政策通过市场起作用的时候，就会产生逐渐迫使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经济驱动力；各个市场主体为获取自身利益的努力就将与提升整体经济效率的目标相一致，转变发展模式就会成为各个市场主体的自愿选择和强烈追求。此时，信息通信技术就会在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强大的“助推器”作用。

　　从世界范围看，信息技术已引发了一场新的全球性产业革命。“面对信息化这一新生的、当代最伟大的生产力，以怎样的理念和政策、如何把握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将决定在这一轮较量中，中国的复兴和国家竞争力。”陈清泰说。